宋朝女子出嫁难流行索要高额嫁妆

嫁妆走高，非独富家官宦之现象。南方边远之地，十四五岁的穷家女已肩负起劳作重担，积攒嫁资，使得一些家庭得以卸下重担。昔日宋官员慨叹嫁资之巨，致使有女难嫁。更有官员痛陈因嫁资之负累，导致女婴被残害之悲剧。

宋朝初期，嫁妆之风渐长。至11世纪中期，嫁女花费超越娶妇已成常态。范仲淹制定规则时，为嫁女预留30贯钱，而儿子娶妇则为20贯。随着嫁资不断攀升，至需举债以办嫁妆。苏轼曾借巨款助亲戚之女出嫁。蔡襄任福州官时，曾痛陈此风，指出人们选新娘时更看重嫁妆而非家庭地位。一旦嫁妆送至新郎家，便成为其索要之对象。若不满所索，竟有割爱弃妻之事。此风日盛，不以为惧反以为利。

司马光观察到贪婪之人娶妻先问嫁妆厚薄，嫁女则计较聘财多少。此风导致婚姻成交易，新娘无保护，反陷险境。其舅姑因贪图嫁妆而虐待新妇。家庭为取悦对方，不惜厚赠嫁妆。然而贪婪之人，永不知足。耗尽嫁妆后，便视新娘为无物。常有因嫁妆而引发的婚姻纷争，甚至仇视。

嫁妆问题亦引发道德败坏。若只为富贵而娶妻，则鲜有不轻视丈夫、傲视舅姑者。一个世纪后，袁采指出若不为女儿早做嫁资预算，家庭将不得不临时变卖家产。媒人亦借此风夸大女方嫁妆以吸引男方家庭。按嫁妆多少选新娘已成常态。

侯可任县令时观察到贫穷家庭让女儿劳作赚嫁资。他设计合理的嫁资指标并宣布超出的将受罚，一年内便无老处女未嫁之事。孙觉在福州同样发布命令规定嫁资上限，促成众多婚事。

嫁妆走高除士人阶层外普遍存在。男人通过提供聘礼吸引带有可观嫁妆的新娘，看似增加了财产但并不增加妻子娘家的财产，而是从一个父系之家转移到另一个父系之家。这种转移强化了联姻的吸引力，使姻亲关系更牢固。家长们愿意投资嫁妆以期望将来的支持和帮助。袁采建议殷实之家分给女儿财产以便将来依靠她们。嫁妆不仅加强姻亲纽带更是双方共同财产在长时期内的共享体现。就如分家后的兄弟共同继承墓地和祠堂以相互牵制一样，姻亲通过分享嫁妆体现的共同利益保持联系纽带。这种现象在社会其他阶层中也普遍存在，显然是由对缔结好姻缘的重视所产生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