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自揭享央视特殊待遇 1年到台仅12次

真实的崔永元：从央视的“特殊待遇”到转基因之争

崔永元，一个名字，曾在央视的荧幕上带给我们无数欢乐时光。他的人生轨迹远非我们在屏幕上所见的那样简单。据南方周末报道，崔永元在过去的岁月里，经历了与方舟子的激烈辩论、三次递交的辞呈、对转基因的深入研究，以及他内心的挣扎和追求真实的勇气。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位传媒巨人的心路历程。

崔永元曾在央视享受过一种“特殊待遇”。无需参加例会，不受召唤，拥有自由的时间去追寻自己的兴趣。他一年只需去台里12次，这种自由度让他能够专注于自己的节目和公益事业。他承认这一切特权都是因为他“有病”，但他在央视得到的照顾让他心存感激。尽管享受着这些特权，崔永元仍然对央视的制作理念有所抱怨。他曾多次递交辞呈，希望寻找一个更能表达自己观点的平台。

离开央视后，崔永元的言辞更加犀利，他的公众形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网络上与方舟子展开激烈的辩论，甚至自费赴美拍摄关于转基因的纪录片。他坚信自己维护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在转基因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上，崔永元并非只是为了对抗而对抗，他希望了解真相并公开辩论。他曾公开表示：“在转基因领域，我们都是外行。但我们可以共同寻找答案。”

崔永元的言行引起了许多争议和关注。他的真实和勇敢让他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但也引发了一些质疑和批评。对此，他坦然面对：“我现在活得非常自由，想发火就发火，想骂人就骂人。这才是真实的崔永元。”

南方周末的记者采访了崔永元，谈及他在央视的日子，他坦言：“我希望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电视台。”但现实中的某些规定和束缚让他无法完全表达自己的观点。离开央视后，他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追求真相的决心。他对那些喜欢他的观众说：“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真实的崔永元，那就继续支持我；如果你们喜欢以前那个在电视台的形象，那就让我们各自前行。”

崔永元，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了电视界的一种象征。他需要在电视里呈现为一种特定的形象，那就是他为我们所熟知的形象，否则，他就是现在真实的我。在传媒大学的这段时间，似乎没有人来打扰他，但如果有人稍加干涉，他可能会感到不适。他曾在中央台的环境中感受到了他人为他创造的最佳环境和条件，这或许是因为他有着乌托邦式的新闻理想，他追求极致，苛求自己以及所有同行都要触及那遥不可及的理想。他希望他们的电视台能超越CNN和BBC，甚至希望他们拍摄的《动物世界》都能更胜一筹。这些追求让他始终无法释怀，即使身边的人都理解他，他还是常常感到不快。

为何他有这样的特权？崔永元坦言，那是因为他生病了。他的生活节奏混乱，凌晨才能入睡，下午才能醒来，而这与工作的节奏无法匹配。他曾在药物的影响下尝试写作，但往往写完后前言不搭后语，无法找回最初的冲动。他曾多次提出辞职，其中一次是因为《实话实说》的选题被毙掉很多，另一次是因为《小崔说事》的采访得到了社会的好评，但却没有收视率，压力巨大。每次提出辞职时，他都会写一封厚厚的信，信中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对未来的期望以及对中央台的一些建议。但当他真正递交辞职报告时，却只简单地说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胜任一线工作，希望能调到学校教书。

崔永元曾参与制定了新闻评论部的记者规范，当时的他们几乎全是外行，不知道如何做电视。他们制定了各种规范，试图让所有人按照规范来做。但后来他们发现永远做不到规范，就像跳高一样，一杆子一杆子地提高要求。但现在却像是摆在了面前的是铁丝网，看似是规矩，却让人寸步难行。

他以自己的创业经历为例，讲述了央视这个平台是如何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刚开始做《实话实说》的时候，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宽容的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慢慢地，这个平台上的平等话语权被剥夺了。他认为央视作为国家台，有其独特的任务和职能，需要传递信息、思想，表达民族历史。但它好看就不是国家台了。他希望央视能够始终保持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

崔永元是一个充满理想和追求的人。他对电视界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境。但他始终保持着对新闻理想的追求和对央视的热爱之情。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电视业的发展历程以及一个电视人的心路历程。谈到传媒行业，特别是国家电视台的角色与责任，可谓任重道远。以地震为例，国家电视台不仅要传递信息，更要成为联系民众的桥梁，告诉民众在遭遇危机时应该如何联系谁，怎样了解亲友的状况。这就像是在风浪中稳固的一艘大船，始终为民众提供导航。

假如人民艺术剧院是顶级的剧院，其首演的话剧如同盛大的宴会，那么国家电视台就应该像那位掌勺的大厨，确保黄金时段的节目内容充实、高质量。例如，新年音乐会、最好的昆曲演出、外国顶尖的演出团队，乃至皮影戏等传统文化艺术，都应该在国家台的黄金时段得到展示。这是国家电视台的使命与责任，而不是为了迎合广告商而播放一些没有内涵的节目。

崔永元先生曾主持的节目《实话实说》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从1999年开始，他们面临了种种挑战。尽管他们尝试了各种形式的改革，如个案分享、邀请嘉宾讲述故事等，但最终还是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继续。这其中涉及到的审查问题，让崔永元深感无奈。他曾尝试争取过，甚至为了一个节目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结果却并不如人意。这使他感到厌烦和无法忍受。他曾说：“我宁愿自己亲自去讲述一个故事，也不愿意让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表达。”这样的经历使他深感疲惫和无助。这也反映出了传媒行业在面对审查时的困境和无奈。有时一个节目的命运并不是由内容的质量决定的，而是由各种外部因素所左右。例如，《实话实说》中的某一期节目因为涉及到纳米技术的问题而遭到审查的否定。即便是一个好的题材和观点，也可能因为不符合主流的声音而被淘汰。崔永元对此深感不解和无奈。他尝试解释和说服过审查人员，但最终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他曾为了一个节目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进行改编和争取，但最终换来的只是分数的降低和妥协的结果。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让崔永元感到了压力和无助这也是他后来决定离开《实话实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谈到后来的节目《小崔说事》和《小崔会客厅》时他坦言是在面对现实和压力下的妥协的产物但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观众得到更多的信息和娱乐体验同时他也意识到与官员沟通的重要性但强调要保持真实和坦诚避免走入误区

对于国家电视台来说未来的路还很长如何在坚守责任和使命的同时满足观众的需求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同时如何在审查和内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也是传媒行业需要面对的挑战之一。希望在未来国家电视台能够继续坚守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为观众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体验同时也期待更多的传媒从业者能够保持真实和坦诚的态度为社会带来更加积极的影响。总的来说国家电视台在传递信息、弘扬文化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希望在未来能够不断进步和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民众。《小崔会客厅》的变迁与反思：从官员采访到娱乐节目之路

南方周末专访崔永元：介绍《小崔会客厅》背后的故事

在央视的舞台上，崔永元以其独特的采访风格和敏锐的观察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他的节目《小崔会客厅》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大家的关注。那么，这个节目是如何诞生的？为什么它没有成为常规节目？为什么《小崔说立波秀》会停播？崔永元独家分享了他的想法和经历。

《小崔会客厅》的诞生与演变

崔永元透露，一开始《小崔会客厅》的主要采访对象是省部级官员。他回忆第一次采访的是全国政协副、民革中央周铁农。那时的氛围轻松而真实，两人之间的对话非常顺利。随着节目的深入，他们发现采访真正的一把手更具挑战性，因此节目逐渐演变为两会期间的特别节目。崔永元表示，他喜欢这个节目甚至超过了《实话实说》。

娱乐节目之路的与困境

除了官员采访，崔永元还尝试了娱乐节目的形式，如《谢天谢地你来了》和《小崔说立波秀》。他发现这些节目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他对于娱乐节目的理解是，除了娱乐性，还应该具有和信息量。但在实践中，他发现与合作伙伴在某些观点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在《小崔说立波秀》中，虽然节目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他们在如何传递信息和价值观方面产生了分歧，最终导致了节目的停播。

对下一代的期待与反思

当谈到与年轻一代的关系时，崔永元表示，他看好下一代，因为他们“不听话”。这里的“不听话”并非贬义，而是指年轻一代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不固守传统观念。他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品质。他也意识到这个时代与他所追求的事业完美、思考历史和社会的方式可能存在差异。但他坚信，只要给予足够的空间和机会，年轻人一定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对于电视节目的未来，崔永元表达了他的担忧和期待。他担心电视节目过于追求娱乐性和商业化，而忽视了传递思想和产生思想的价值。他希望电视节目能够更深入地社会问题，引发观众的思考和共鸣。

崔永元的《小崔会客厅》和他在电视行业的经历都展现了他对事业的热爱和追求。他对下一代的期待、对电视节目的思考都体现了他的远见和担当。尽管面临困境和挑战，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为电视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思考。为何我对未来寄予厚望于年轻一代？当我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会想起那次采访经历。那位年轻人简单的一个手势，让我意识到时代的变迁。在我的时代，这样的行为意味着打断与尊重，而在他们时代，这是日常的沟通方式，是独立思考的表现。这让我深感欣喜。

我曾无法想象，在我或我父母那一代，人们如果被开除工作就可能面临生存危机。而现在，年轻一代拥有无数的机会。如若我们冒犯他们，他们便可能前往异国电视台的分支机构寻求发展。我最为优秀的学生们已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我们为何要挑战他们的独立精神呢？

在我和南方周末的访谈中，我们了口述历史的记录工作。我和我的团队正在进行“抗美援朝”、“知青”和“私营企业家”等历史片段的记录。我们还采访了七十多位外交大使，涉及“新中国外交”系列。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经费从何而来？学校每年为我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拨款五百万元，而我们的计划经费今年达到了两千三百万，全部依靠永源基金会的募款。

永源基金会与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之间，是纯粹的业务资助关系。基金会并不干涉研究中心的工作，只是纯粹的业务资助者。我们资助所有做口述历史的团队，但也严格监督他们的质量。我在研究中心并无职务，不能报销或领取工资。我是基金会的理事长，拥有最终签字权，但我们的决策需要经过所有理事的同意。

有时，一些新项目可能需要额外的经费，这些经费是否可以从基金会出？我认为可以，但我必须遵守理事会的决策。有时为了办好展览，我只好自己掏出几百万来购买所需的物品。虽然有了理事会后，我初次觉得有些郁闷，觉得效率太低，但后来我越来越欣赏这种制度。它防止我因头脑发热而犯错。比如有一次我想给一个受委屈的员工发奖金，但秘书长提醒我们基金会有规定，不能发委屈奖。我只好自己出钱给他发了奖金。从那以后我学会了谨慎行事。

对于公众对透明度的要求，我深知公众的质疑是对的，但我希望公众能更熟悉公益慈善的操作流程和相关的法律。我不是不想让大家看账本，而是增加成本。我的账目公开程度极高，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属时，每一分钱都需要公开审计并公布审计报告。但公众质疑的声音仍然不断。对此我深感理解并尊重他们的权利。至于李亚鹏、李连杰的基金会引发的争议，我认为他们选择不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而是投身于基金会事业的人值得敬佩。他们为何不去赚轻松的钱而是冒险从基金会“黑”钱呢？我不认为他们脑子进水了相反我认为他们看到了更长远的未来和更大的价值所在那就是为社会做出贡献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