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为何张献忠会有暴戾性格与恐怖暴政？

在张献忠统治后期的政治演变中，一种恶性循环的倾向逐渐显现：他的孤立感越发强烈，导致情绪日益猜疑和暴戾。这种情绪化的状态进一步加剧了他的滥杀行为，使得他越发陷入孤立的境地。

崇祯十六年底，张献忠在荆岳地区面临着李自成部和明军左良玉部的双重压力，感到难以维持，于是决定进军四川以求自保。他以“澄清川岳”为旗帜，于崇祯十七年春挥师四川。经过一系列的战斗，他成功攻克成都，并将李自成的势力逐出川北。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为大顺。

张献忠的政权建立后，他开始着手规划他的王朝。他沿用明朝旧制，设立内阁、六部以及各院监寺科道等衙门。为了稳固政权，他注重招降前朝官吏文人，并给予高官厚禄。他开设科举考试，吸引部分热衷功名的知识分子加入。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部分地主官僚和知识分子的支持。

张献忠在建立政权后的举措却显示出他的人性的恶和暴虐。对于拒绝合作的地主官绅文人，他给予极其严厉的镇压。大西军进入四川后，要求居民必须顺从大西政权，对于不合作的，常常给予残酷的惩罚。张献忠实行的恐怖统治和专制滥杀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使人心生畏惧，难以对这个农民政权产生认同感。

张献忠的专制暴虐和恣情滥杀不仅表现在对敌对势力的残酷镇压上，也体现在对已归顺的文武官员的随意杀戮上。他对于不愿归降的地主乡绅毫不留情，对于已经归顺并在大西政权中担任职务的知识分子也不信任，常常因为小事而滥杀无辜。这些残酷行为使得张献忠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更加恶劣，加速了他在四川立足的失败。

张献忠在建立大西政权后，由于缺乏经验和耐心，举措失措，走上了以暴易暴的道路。他的专制暴虐和恣情滥杀导致了人心的丧失和反抗的加剧，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如果他能采取更加缓和的策略来巩固政权，或许历史可能会有所不同。四川的才子王志道，虽仅为一介生员，笔下却有力能书斗大的“帅”字。张献忠见到这一幕后，虽欣赏其才，却警觉其潜在威胁，于是忍痛下手，用王志道的生命来祭祀军旗。这一行为让许多人感到不安，纷纷质疑张献忠的统治心态。他的举动更像是一个权力巅峰的暴君，而非农民领袖的风范。

张献忠的科举取士制度充满了强制性和残酷性。如果不参加科举，家人将面临严重的惩罚。即使通过考试，命运也不见得好转。中举者不得回家安宁，而未中者则无法在家乡居住。更甚者，他们将被视为在家乡制造麻烦的秀才，被驱赶到城中，连坐制度使一家人的命运紧密相连。这种极端手段让人难以安心为大西政权效命。《蜀碧》所记载的武状元张大受的遭遇，更是揭示了张献忠的荒谬暴虐。

张献忠率大军入川后，后勤问题逐渐凸显。以往通过劫掠来补充军需的方式在四川不再适用。于是，他采取了类似李自成在北京的“追赃助饷”措施。他的手段更加残酷，不仅掠夺财富，还残忍地杀害了那些被掠夺的人。《蜀碧》也记载了类似的事件，这些行为不仅不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反而导致生产的萎缩和停顿。

张献忠在统治策略上的失误使他与四川各阶层对立起来。他的残暴行为激起了民众的反抗，许多地方都举起了反抗的旗帜。面对地主阶级的对抗，张献忠走上了以暴易暴的道路，甚至对自己的部下也残忍杀害。他的统治后期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倾向，越是感到孤立，就越发变得猜疑暴戾；而越是猜疑暴戾，就越发导致他良莠不分的滥杀。最终，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给这个天府之国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战乱和破坏。

张献忠在四川的恐怖统治持续了两年之久，导致人口和资源锐减。当他试图北上与清军争夺西安时，最终在途中不幸中箭身亡，大西政权也随之崩溃。他的欲望如同山巅滚落的巨石，无人可以阻止，他的人性之恶在权力之巅得到了肆无忌惮的展现。他的统治没有给任何一个阶层带来好处，反而使四川变得更加残破不堪。当这样一个丧失理性的人掌握权力时，他所展现出的只有无比的破坏性和恶性循环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