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红灯区里的众生相 妓女流氓勾结的朝代

北宋京师汴梁，乃繁华之地，大街小巷遍布燕馆歌楼，据《东京梦华录》所载，其数量之多，难以尽数。我们不妨打个折扣，以三千家计之。由此可推断，汴京依赖业谋生者众，至少数万之众。

这些人深入官私妓院，与生意紧密相连，他们有的陪宴写帖，有的在房中博局上伴赌，还有的维持秩序、兜揽生意、索讨欠账。他们中许多是失业游民、破落户子弟，也有原本为嫖客，因嫖光本钱后留院勾当。《夷坚志》中记载了一个名叫傅九的人，因家业掏空，沦为娼门营生，最终落得自缢的悲惨下场。

在笑贫不笑娼的社会环境下，更有许多篾片靠在市井间引诱富家子弟、外来客商等来院嫖妓，与娼门拆账。如宋人沈所著《谐史》中的戴伯简，因父亲猝亡，家巨产，引来光棍引导其去妓院游荡。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之开放，无论官私筵会还是富户宴乐，都要有粉头歌伎陪伴。

还有一些篾片专门在出卖色相场所寻机会向嫖客打秋风行讹诈。如吴曾《能改斋漫录》中记载的石曼卿任集贤校理时偷偷买春被流氓抓住把柄敲竹杠的事例。因此不少嫖客在挥霍缠头之外，还要向这些人“孝敬”一些。

更为严重的是两宋时的男娼现象。这些男娼大多由无赖充任，游荡于社会并成为民间业的一大品种。他们开设风月作坊，俗称“蜂窠”，自体。如朱《萍州可谈》所披露，这种场所的开设不止京师一处，甚至男娼的营业也形成了一定的组织，“为首者号‘师巫’、‘行头’”。这些男娼也涂脂抹粉，插戴首饰，举止体态女性化，严重败坏风俗。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里，“蜂窠”、“行头”等只是众多怪现状中的一部分。人们在享受声色犬马的也助长了这种不良风气的蔓延。的立法禁止显然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个繁华背后隐藏的种种问题，让人深思。